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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里。先是给你夹肉圆，你推说一阵自己夹自己夹，他还是夹给你一颗。此时一旁的父母往往会下命令，当父母说好吃时，我就大着胆子把肉圆吃下去。我吃完了，主人又主动给我夹鸡肉。鸡肉到肚里了，主人又给我夹油豆腐。他一筷筷地夹，我一口口地吃，我连夹菜的权利也没有，想多吃一点的自由也被剥压，反正一切服从主人的安排和分配。这一餐饭就吃成了分食制，主人一定是怕客人乱夹乱吃，把他苦心经营的用来对付一个正月的菜给吃掉。但这样总比我手足无措干坐着好得多。
最客气的人家毕竟少，一定是家里条件确实好，或知道我们家底，大抵他来我家时也受到特别的客气。这样的人家令我感动，他们是真心让我吃，不把菜吃掉他们比我还不高兴。比如他给我夹肉圆的时候，是夹出来并又蘸了酱油的，他夹到了我的饭碗里，我若假装推辞说不要吃，他会把肉圆塞进我的饭堆里，塞得看不见才肯罢休。比如吃鱼，他会把那颗完好无损的元宝鱼夹破开来，然后夹出大大的一块又塞到我碗里，这样的鱼想要恢复原样自然也是巧妇难为，于是我知道他是真的落落大方了。这样的人家，嘴巴上说的倒并不一定客气，他们一般这样说：吃吃，吃吃，有啥好客气的，拿出来是要你们吃的，又不是摆摆看看的。听上去实实在在，真心真意。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到这样的人家去做客，为的是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吃啊喝啊，可惜这样的人家毕竟结交不多。
饭桌上的客套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但目的只有一个，用客气套住你的胃口，用客气套住你的嘴巴。所以正月里走亲访友，看到的都是好菜，听到的都是套话，而真正能享实惠的却不多。这也难怪，毕竟那是时代不同，条件限制，生活所迫。你今天把人家的一个碗头吃掉了，人家第二天拿什么招待新的客人？老百姓过年，用大人的话说叫“杨白老过年，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”这已充分说明了过日子的落魄。他们把“过年过节”说成“过年过急”这急，就是着急，着急缺钱，付不出压岁钱，着急缺钱，做不起新衣服，着急缺钱，备不齐那必备的几个菜，这也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现在再回过头回味当初饭桌上的客套，尽管人家桌子上明明摆着满桌子的菜，而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嚷嚷说没菜没菜，也是情有可愿的，他们是真的没菜，眼前这一桌子无非是一种摆设；至于父母教育孩子不要乱伸筷子，委曲肚皮硬要“做客”而不怕见外，那也是情理中的事；那一桌子的盆盆碗碗，来了客人端出，放下碗筷又原封不动端回，如此辛辛苦苦地端进端出，正是为了掩饰生活的艰辛，满足“年年有余”的希冀。过了正月十五，心里吊着石头总算落地，家家户户就告别大家心知肚明的“形式主义”大口吃掉变成泥味的鱼和变成霉味的肉，去开创新的生活，争取明年那个年过得更好。
形式主义帮了老百姓的大忙，所以那个时候，饭桌上客套是必须的，客套是正常的，不客套才显得反常，一过年大家就客套了再客套，等过了年大家就再也懒得去客套。这就是老百姓的日子，里面充满着无奈的心情，刻意的生活，善意的亲情。
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现在，当我们围坐在饭桌上，主人早就撕下了客套的外衣，展示他满腔的热情与真情。谁还要夹菜，那真是落伍了；谁要不去夹，那准是嫌不可口了。还有那酒，不再滴滴难舍，仍执意地给你倒着，一遍一遍，一杯一杯，但再也不象当初，倒得你假模假样，倒得你好不自在，现在三番五次地倒酒，是实实在在想让你喝个痛快，让你喝得高高兴兴。难怪现在的人们酒量越来越大，劝酒的功夫也越来越深。
原来奥妙竟在这里。